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重大技術裝備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有力支撐了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但產業基礎薄弱、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以下簡稱“首臺（套）”）示范應用不暢成為裝備制造業創新發展的瓶頸制約。
“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這幾年，國家陸陸續續出臺了一些關于首臺（套）的相關規定和政策。但通過調研我們發現，這些規定和政策在航空工業領域的應用程度確實比較有限。”作為科研型號總師，全國人大代表、航空工業光電所型號副總師羊毅在今年兩會期間再次提交了要加大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在航空裝備研制中示范應用的相關建議。
在羊毅看來，促進裝備制造業向高端轉型，打造中國制造升級版，更重要的是要將國家出臺的首臺（套）相關政策和規定盡快落實在重大裝備、有科技創新含量裝備的研制中。
航空裝備作為高端制造業，更是理應如此。
首臺（套）政策是加速提升行業全球競爭力的“催化劑”
進入21世紀以來，以大飛機、兩機重大專項為標志，我國在航空制造業方面的戰略布局日益強化。但從整體上看，我們的戰略舉措大多還屬于“補課性質”，核心在于彌補與其他航空強國的戰略性差距，彌補我國航空工業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發展的滯后。
航空裝備是重大技術裝備中最具戰略價值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其具有顯著的帶動效應。據美國國家先進制造辦公室發表題為《國家制造創新網絡：初步設計》報告顯示：服務業每投入1美元，在相關經濟活動中將產出0.55～0.66美元；在制造業上每投入1美元，在相關經濟活動中將產出1.35美元；1個制造業工作支持了2.5個其他制造業的就業，可以帶來1.6個制造業之外的就業；而1個高端制造業工作可以支持高達16個其他制造業的就業，可以帶來5個制造業之外的就業。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我國面臨的安全形勢愈加復雜多變，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拓展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大。同時，我國還面臨著更加嚴酷的技術封鎖，惟有通過自主創新，才能實現一批航空核心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
一直工作在航空裝備科研一線的羊毅對此感觸頗深，她認為，航空裝備制造的創新對于基礎技術的依賴性非常突出，在國家層面應將航空裝備制造業作為國家實體經濟的支柱產業進行培育和發展，進一步細化制定列入重大裝備的軍用航空裝備名錄，加快推進首臺套相關政策在軍用航空裝備制造中的應用。
“航空制造業必須在國際競爭中實現領先，才有可能實現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確保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因此，對于符合政策支持范圍的新研航空裝備，應簡化審批手續，建立綠色通道。”羊毅建議道。
首臺（套）政策是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助推器”
據研究，由于在技術向產品轉化的過程中會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因此，大型復雜裝備制造首次采用一項新技術時制造成本將成倍增加。
“裝備越重大，投入的資源也越多，包括人、經費、支持研發的科研保障條件等等。”羊毅表示，為促進裝備制造業向高端轉型，打造中國制造升級版，就必須將國家出臺的首臺套相關政策和規定盡快落實在重大裝備、有科技創新含量的裝備制造中，然而實際情況卻不盡然。
在相關調研中，羊毅發現，航空裝備作為具有高技術含量的重大技術裝備，自國家有關規定和政策出臺至今，享受到規定和政策的裝備卻屈指可數，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航空裝備的由技術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進程。“目前，我們只了解到航空工業西飛、哈飛兩家主機廠在2016年獲得過國家‘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保險保費補貼項目’財政補貼，極大地提振了兩家企業以自主技術創新持續提高民用航空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決心，也增強了客戶端采購的信心。”
此外，對科研人員來說，從技術研發到產品轉化，再到形成批量裝備，每一步都被稱為是“驚險一躍”。首臺（套）政策可以為航空科研人員提供創新成果轉化的平臺和機會，讓技術成果不再終止于實驗室，也讓企業不會因投入資金過多、周期長等原因沒有動力和能力去進行技術成果的轉化。
“我們相信，首臺（套）相關規定和政策在航空制造領域的落地，一定會對我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航空裝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對此，羊毅信心滿滿。（記者 馬麗元 劉文波 吳瓊）